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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09-22 中國時報 【新井一二三】
 《海角七號》裡重複出現的彩虹(每次都暗示連接兩個不同的時代),隱約地引用著原住民神話。據《塞德克.巴萊》小說本,賽德克人等台灣原住民族相信,只有勇士才能通過彩虹橋去見祖靈。在《海角七號》成功的基礎上,魏德聖將推出真正關於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歷史的電影。他將給我們看多麼好看的彩虹呢?我等不及了。

 聽說魏德聖導演的新片《塞德克.巴萊》已經殺青,令人好期待明年的正式上映。他曾在媒體訪問中說過: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不僅給台灣留下了「恨的遺憾」而且也造成了「愛的遺憾」,《海角七號》是有關愛情,《塞德克.巴萊》則是有關仇恨的電影,把兩者放在一起,才能呈現出殖民統治對台灣社會的整體影響。

 眾所周知,魏導早在一九九七年就開始策劃了《塞德克.巴萊》。當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,台灣電視台報導原住民向政府要求「還我土地」的消息。原住民要尋回民族尊嚴的精神使魏導敬佩。他研究霧社事件,寫出了《塞德克.巴萊》的腳本。但是籌集資金不容易,加上大家都說「關於日治的電影不賣座」。為了證明自己靈感之正確,他先著手於成本比較低,且一樣有關日治的影片,那就是《海角七號》。

 《海角七號》在台灣電影史上創造了許多方面的突破。我特別佩服該片為原住民塑造了很正面的形象。誰忘得了傷感的歐拉朗(「我想唱歌」)和熱情的勞馬(「她是我的魯凱公主」)?何況他們的職業是警察。以往在台灣電影裡,原住民的角色不是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中外省老兵花錢買的新娘,就是在《超級公民》裡被槍斃的殺人犯。要追溯到日治時代,就是《沙鴦之鐘》裡送行日本老師出征的路上落水喪命的「蕃婦」了。沙鴦送行的老師其實也是警察,因為當年在山地管治安的日本警察兼任了管教化的學校老師。總之,在我過去的印象中,台灣電影裡的原住民似乎只有被教化、管治、收購、逮捕、槍斃的份兒,不是被瞧不起,就是被同情的。所以《海角七號》真教我大開眼界了。原來,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,有會操流利國語、台語的原住民警察,向漢人郵差(實際上由阿美族血統的范逸臣飾演)罰款,因為他「顯得特別倒霉」。丹耐夫正若和民雄,兩位排灣族音樂家飾演的警察父子,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形象的紀念碑。

 關於《海角七號》的背景,魏導也說過,他要選擇「一看就知道是台灣」的地方。他選的不是台北也不是台南,居然是屏東縣恆春鎮。在影片開頭,主人翁阿嘉罵了一聲台北,摔了一把吉他,騎上摩托車縱貫台灣,最後抵達的家鄉,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圍牆。那是一八七九年竣工的台灣歷史上最後一排中式城牆,建設的目的不外是防禦日本軍隊進攻,因為早五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中,西鄉從道率領的三千多名日本士兵登陸恆春半島,跟當年琅嶠十八社中的牡丹社、高佛士社族人交了火。本來公然道「生番地不載版圖」的清政府,終於認識到事情之嚴重性,由欽差大臣沈葆楨奏請朝廷在戰場附近設置的縣府,就是阿嘉的家鄉恆春鎮。台灣電影歷史上最賣座的作品,既圍繞著台日戀情,又以牡丹社事件場地為背景,導演的用意實在不簡單了。

 今天,據人口統計,恆春鎮居民大多數為漢人。但是,開十幾分鐘的車去臨近的牡丹鄉,原住民人口就超過九成。我前些時做了一趟「海角七號之旅」,出乎預料之外,在牡丹鄉村門邊看到了十八幅剛揭幕不久的大壁畫,用鮮豔的色彩描繪著牡丹社事件的始末。旁邊還有當年被日軍殺害的牡丹社頭目阿祿古之塑像。顯而易見,一百多年前的歷史事件,在當地,仍然是活生生的社區記憶。路邊手工藝品店的老闆娘自我介紹說是「頭目第四代直系的公主」。她的膚色、體格都彷彿影片裡的警察父子,也不足為奇了,畢竟大家都是排灣族。但是,誰會想到,鋪子中間竟擺著日本製造河合牌大鋼琴,屬於正在德國音樂大學進修的她小兒子(「大兒子在台南做醫生。女兒嫁給瑞典人了」)?謝謝《海角七號》,教我刮目相看台灣原住民的生活現實。

 一心想要拍《塞德克.巴萊》的魏德聖,為了籌集資金而策劃的《海角七號》,果然一點也不缺乏原住民文化因素。例如,影片裡重複出現的彩虹(每次都暗示連接兩個不同的時代),隱約地引用著原住民神話。據《塞德克.巴萊》小說本,賽德克人等台灣原住民族相信,只有勇士才能通過彩虹橋去見祖靈。

 《海角七號》中,從日本寄來的包裹上寫的收信人是「台灣 恆春郡海角七番地 小島友子樣」。但是,很奇怪,當地老郵差茂伯對這個地址和人名都沒有印象。他和阿嘉去到處訊問,也沒人知道「海角七番地」在哪裡,教人懷疑這地址是否真正存在過。最後,明珠把她祖母的地址寫下來,由友子轉交給阿嘉。囑咐他去送包裹的友子,把原住民手工的「勇士之珠」給阿嘉戴上,同時天空上出現一道完整的彩虹。也就是說,阿嘉跨越時空去見祖靈的條件成熟了。果然,他騎的摩托車,在草原上路過一九四五年的日本老師。

 送好了包裹後,阿嘉不直接回音樂會場地,反之去漁港一個人坐一會兒,在堤防上凝視著五線譜,把歌名「國境之南」改寫為「海角七號」。那應是一種正名行為。原來,電影片名《海角七號》並不是日治時代舊地址,而是阿嘉創作的歌曲名稱。他給(被日本老師放棄的)老友子遞送了信件,意味著代表台灣的年輕一代和鄉土的歷史達成了和解。之後,回到音樂會場地的阿嘉,不再是被「他媽的台北」否定的失敗者而是鄉土的勇士了。他在台灣最南端的沙灘上抱住友子,說出那句「留下來。或者我跟你走」。

 關於阿嘉帶領的彩虹樂隊演奏的三首歌所起的感情淨化、療傷作用,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,不再重複了。在這裡,僅只要強調:音樂會場面感動觀眾的極大力量,主要來自台灣原住民神話。樂隊成員們跟阿嘉一樣,戴上了原住民傳統的琉璃珠以後才變得很勇敢,站到舞台前邊來唱自己的歌兒的。他們擺脫沉默伴奏者之地位,要集體擔任主唱了。原住民文化是台灣社會的起源,以具體行為表現出對其的認同與尊敬後,方可能理直氣壯地宣布自己也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人,擁有唱歌的權利。

 電影最後,我們終於看到一九四五年的小島友子穿著一身潔白的洋服,領著笨重的大皮箱,站在台灣最北端基隆碼頭,尋找日本戀人的鏡頭。她的一雙眼睛表達著很多事情,嘴巴卻一直閉著不出聲。然後,畫面突然切換,出現職員表和南台灣景色,同時傳來梁文音唱「風光明媚」的聲音。她就是我們一直等待的「魯凱公主」。作品中擔任主要角色的兩個台籍演員(范逸臣和梁文音)都有原住民血統,不會是巧合吧。現在,在《海角七號》成功的基礎上,魏德聖將推出真正關於日治時代台灣原住民歷史的電影。他將給我們看多麼好看的彩虹呢?我等不及了。
http://news.chinatimes.com/reading/0,5251,11051301x112010092200053,0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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